副总统的兄弟，也被查了

一周前，传票已经送达达沃市市长办公室。按照法庭要求，塞巴斯蒂安不仅要赴马尼拉，就姐姐涉及的弹劾指控接受询问，还须携带达沃市政府自2020年以来与GenCorp公司以及相关企业签订的合同和交易记录。GenCorp正是莎拉·杜特尔特在2024年和2025年财产、债务及净资产申报表（SALN）中申报的商业利益之一。 与此同时，莎拉的哥哥、达沃市第一选区众议员保罗·杜特尔特，也卷入另一场调查。菲律宾国家调查局（NBI）正在调查达沃市第一选区的100个相关防洪项目，最初发现47个项目存在虚假申报等问题。NBI称，该地区约70亿比索（约合人民币7.5亿元）的防洪项目被指集中流向同一家承包商。 菲律宾圣托马斯大学政治学教授弗罗伊兰·卡利隆对《中国新闻周刊》表示：“菲律宾政治的风暴，正在从马尼拉的总统与副总统之争，深入杜特尔特家族赖以立足的大本营达沃。” 传唤的对象，是达沃市市长塞巴斯蒂安。文件要求他前往马尼拉参议院弹劾法庭，就正在审理的莎拉弹劾案做证。除要求本人出庭外，法庭还要求他携带达沃市政府掌握的相关政府合同和交易记录，包括自2020年至今与GenCorp签订的合同，以及与拥有或经营快乐蜂（Jollibee）门店的企业或实体之间的相关交易资料，并提交经过认证的纸质和电子副本。 GenCorp已成为莎拉弹劾案中调查其商业利益和政府交易的一条重要线索。莎拉在2024年和2025年的资产、负债和净资产申报表中申报持有GenCorp的商业利益。9月22日，菲律宾政府电子采购系统部门负责人伦德尔·索佩尼亚在弹劾法庭做证时表示，根据该系统的记录，GenCorp在2022年7月21日至2026年6月23日期间共取得49份政府合同，总金额约3587.8万比索，分别来自达沃市政府、菲律宾健康保险公司第11区和海外劳工福利管理局第11区。 9月28日，索佩尼亚再次出庭，进一步说明菲律宾政府电子采购系统掌握的达沃市政府与GenCorp之间的合同情况。按照他的记录，达沃市政府共向GenCorp授予15份合同，总金额约3421.6万比索，其中4份经过公开招标，另外11份顺利获得“协商式小额采购”完成。 这组数字与塞巴斯蒂安此前公布的数据并不完全一致。根据塞巴斯蒂安方面此前公布的说法，达沃市政府与GenCorp签订过19份合同，总金额约3326万比索。塞巴斯蒂安称，自己以及市政府其他官员此前并不知道莎拉与GenCorp存在申报中的商业关联，并强调这些合同文件中并没有出现“杜特尔特”这一姓氏。 塞巴斯蒂安的证言受到关注，原因并不只是他是莎拉的弟弟，更因为他是达沃市市长、当地政府采购体系中的关键负责人。菲律宾《新政府采购法》规定，地方政府的行政长官担任采购实体负责人。众议院检方因此要求法庭关注：当一家与副总统存在申报商业利益关系的企业取得达沃市政府合同，而市长又恰好是副总统的弟弟时，相关交易究竟是如何完成的。 9月29日庭审中，弹劾法庭正式裁定塞巴斯蒂安为“敌意证人”。主持法官埃斯库德罗裁定，检方已证明塞巴斯蒂安与检方存在利益对立：他承认了与副总统的亲属关系，确认了此前质疑弹劾程序的公开言论，并表示若非收到传票不会自愿出庭。这一裁定允许检方对其使用诱导性提问进行质询。 卡利隆指出，对莎拉而言，弹劾案的调查正在从申报表、企业关联和政府采购数据，进入具体合同和地方政府的行政流程。这条追踪路径，也第一次如此直接地指向杜特尔特家族长期经营的政治腹地达沃。 如果说塞巴斯蒂安的传票指向的是家族商业利益与地方政府之间的交易网络，那么涉及保罗·杜特尔特所在的达沃第一选区的调查，则直指杜特尔特家族在达沃的另一块政治根基——地方工程项目。 9月中旬，菲律宾国家调查局将目光投向达沃市。局长梅尔文·马蒂巴格最初披露，在该市第一选区的100个防洪项目中，有47个存在虚假申报等问题，涉及金额约19亿比索。 马蒂巴格描述了一个典型案例：“有一个项目，同一组坐标，却有5个预算，每个预算对应不同的项目名称。”如果这一情况最终得到调查证据支持，问题就不再只是某一份合同是否存在异常，而是同一地点是否被重复包装成不同项目，并取得多笔公共资金。 马蒂巴格强调，这些项目与Genesis88建筑公司存在密切关系。公开资料显示，该公司负责人格伦·埃斯坎多尔是达沃商人，也是当地体育界人士。2016年，时任总统罗德里戈·杜特尔特任命埃斯坎多尔担任总统体育事务助理。此前，他曾在杜特尔特担任达沃市市长期间担任其体育顾问。 埃斯坎多尔与莎拉之间也存在一段政治关联。菲律宾调查新闻中心2025年的调查显示，2022年副总统竞选期间，埃斯坎多尔旗下的公司成为莎拉·杜特尔特竞选团队的企业捐助者之一，为莎拉的竞选广告支付了约1990万比索。 Genesis88在达沃的政府工程布局同样受到关注。菲律宾媒体根据政府项目资料梳理发现，Genesis88及其合作方在2018年至2024年间取得了达沃市超过70亿比索的政府工程，其中大部分与防洪项目有关。 9月24日，马蒂巴格表示，NBI在与菲律宾审计委员会协调后发现，原先约19亿比索的数字只是初步统计。按照新的统计口径，2018年至2024年间，达沃市有约70亿比索的相关项目被同一家承包商取得。 除了Genesis88，NBI还在审查另外两家建筑公司：Gemma建筑公司和Agong建筑公司。马蒂巴格表示，这两家公司“可能也与杜特尔特家族存在联系，这将是调查的一部分”，NBI计划向51名相关人员发出传票。 面对调查，保罗·杜特尔特公开质疑这样的调查可能存在“选择性”。他表示，如果确实存在“幽灵工程”或质量不合格的项目，就应该不分地区全部调查，不应只把注意力集中在达沃。随后，他还将矛头指向NBI局长的妻子、拉古纳省第一选区众议员安·马蒂巴格，要求调查她所在地区的防洪项目。 这一轮调查是菲律宾持续发酵的防洪工程丑闻的一部分。2025年7月，马科斯政府宣布全面审查此前数年的防洪项目。当时政府公布的数据显示，2022年至2025年间，共有约5450亿比索用于9855个防洪项目。随后曝光的大量疑似“幽灵工程”、质量不达标工程和招标异常，引发全国性政治风波。 这一系列丑闻也冲击到马科斯政府内部。2026年9月7日，前众议长、总统马科斯的表弟马丁·罗穆亚尔德斯因涉嫌从防洪项目中获取约74.4亿比索回扣，被桑迪甘巴扬法院下令逮捕，并面临掠夺罪指控。罗穆亚尔德斯否认相关指控，现在案件仍在司法程序中。 两条调查线，一条从莎拉的商业利益进入达沃市政府，一条从保罗的选区工程深入地方公共项目，最终被同时触及的，是杜特尔特家族在达沃经营多年的政治网络。 9月23日，菲律宾参议院弹劾法庭以13票赞成、1票反对、6名参议员法官未参与表决的结果，推翻了7月6日将副总统莎拉·杜特尔特定罪门槛固定为16票的裁定。 新规则并未改变宪法规定的“三分之二”要求，而是改变了计算这一比例的分母：最终表决时，只有那些在法律和事实上仍具备参加审判条件的参议员，才会被计入。按照现在20名实际能够参与审判的参议员计算，三分之二约为13.33票，需向上取整至14票。但这一数字并非永久固定，如果最终表决时能够参与的参议员人数发生变化，所需票数也可能随之改变。 当天，莎拉的首席辩护律师希拉·西森表示，副总统将保留根据菲律宾法律和宪法寻求法律救济的权利。次日，前总统府执行秘书维克·罗德里格斯已经向菲律宾最高法院提交申请，要求推翻参议院弹劾法庭9月23日的裁定。罗德里格斯在申请中主张，参议院顺利获得投票“实质上改写了宪法”，将宪法中的“全体成员”解释为“有能力参与审判的成员”，两者“并非等同表述”。 这一变化发生在塞巴斯蒂安的传票已经送达达沃市政府之后，让两个原本分属不同程序轨道的事件出现交叉：一边是马尼拉的弹劾审判正在重新确定定罪门槛，另一边则是调查从莎拉的商业利益延伸到了达沃市政府的合同记录。这也使得调查开始触及杜特尔特家族的“大本营”。 2025年中期选举中，杜特尔特家族在达沃市的多个选举中继续获胜。被羁押在海牙的前总统杜特尔特以高出竞争对手八倍的票数当选市长；小儿子塞巴斯蒂安当选副市长，在父亲无法履职时接任市长职责；长子保罗再次当选第一选区众议员；孙子奥马尔当选第二选区众议员，另一名孙子里戈则当选第一选区市议员。 在菲律宾德拉萨大学学者安东尼·劳伦斯·博尔哈看来，杜特尔特家族最具影响力的几名成员，罕见地几乎同时被卷入不同的法律与政治风波中。 博尔哈对《中国新闻周刊》表示，国家政治向地方政治渗透，是不可避免的。真正的问题不在于调查本身，而在于政府是否会在杜特尔特家族的传统票仓，包括达沃市，推出反对杜特尔特的候选人。他强调：“除非地方层面出现非杜特尔特或反杜特尔特的替代者，否则调查难以对杜特尔特家族的地方根基产生实质性不利影响。”